樊星曾在浙江某市检察院从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多年。他曾遇到一个取证难的案例，4岁女童遭强奸，下体重伤，没有人证。女童讲不清楚也不愿讲，家长也不想孩子受到二次伤害，但打击犯罪又有取证需要。“后来引入专业心理疏导，几次心理疏导后，孩子才把事情讲出来。”

据任女士的弟弟任先生介绍，该店已开了4年左右，6日下午2时20分许，其姐姐和表妹赵女士正在店里的柜台内，两名蒙面男子一前一后进入店内。后面男子将卷帘门拉下，前面男子翻进柜台用刀逼住表妹脖子，另一男子用枪逼住其姐姐，然后声称只求财，让姐妹俩不能出声，要不会出人命。

《看！邮政快递界的“先进”和“劳模”亮相了！》。宏观层面，国家应该进行更有针对性的立法，让性骚扰受害者维权更有依据。微观层面，用人单位、学校等也应当探索并建立一定的防范和申诉机制。否则，员工、学生遭遇性骚扰申诉无门，剩下的选择要么“忍”，要么“滚”。